收藏着。
这种事儿不免有几分可笑,但却印证了当时的瓷器高仿水平有多高。
可以说,这刘兄的水平怕是不比已经死去的瞒天王差的,甚至可能在文化底蕴上还要高上许多。
更重要的是,他们仿制的东西,从来不做标记,就是为了赚钱,所以你很难从标记上去确认那是真品还是仿品,许多专家都在这上面栽了跟头。
继德泰之后,津城锅店街上的同泰祥在仿制官窑瓷器上亦步亦趋,逐渐做大。
溥仪在津城张园时,给溥仪当差的人也常去同泰祥购买仿制官窑器,有的仆人以假换真,蒙骗主人。
收藏官窑瓷器最多的是内务府曾家,他家的花园、居室、客厅、走廊里到处摆放着官窑瓷器,每十天更换一次。
比如,这十天摆的是康熙官窑,后十天则换作雍正官窑粉彩瓷器,这样更换一年,曾家居然也不会在样式、色彩、年代上重样的,以此斗富。
曾家官窑这么多,也常派人去同泰祥购买仿制官窑器。
曾家的邻居是汤家,汤家没这么多官窑,又不服气,于是就去同泰祥购买仿制官窑瓷器。
汤家在津城英租界刚安家时,曾用大排子车从同泰祥往自家运送仿官窑瓷器,拉了三天没拉完。
当时津城最富的人家、财产按银元计算千万的有两家:庆王爷的后代和和陈光远,他们同样买同泰祥的仿制官窑。
陈家买仿制官窑用来以赝充真,戏耍别人取乐。
抗战爆后,津城同泰祥东家兼总经理李春生,于194o年将在陶瓷镇积存的仿制官窑瓷器从九江口运往津城。
共雇用大木船数十只,所载货物近千包箱,包括仿明清官窑瓷器上万件,其中有李春生二十余年来搞仿制的精品,也是他财产的大部分。
不料船行至钱塘江被日本驻杭城湾海军阻截,后交涉两年,没有下落。
据说,是被运往日本了。
张天元看着手中的这些瓷器,不由联想到了李春生的这批货,究竟这批东西是被运往了日本,还是途中遗失,就很难说清楚了。
上世纪五十年代初,津城同泰祥拍卖全部货底,大量的官窑瓷器中,除了仿制品外,夹杂着原先仿制时用的真品。
当时谁也没有顾及,论堆出卖,价格极为便宜。
据官窑瓷器后挂彩专家刘永清说,他当时用很低的价格从同泰祥买了一堆货,其中一些仿制品,连他都无法辨认真假。
有一对仿乾隆官窑茶叶末古铜彩的花觚,实在看不出是仿的,他说:“我要不上手,还以为真是乾隆官窑呢。”
据史料所载,当时德泰、同泰祥仿制的官窑瓷器,大量出售给香港地区、日本、以及东南亚各国。
而帝都的古董商,则选取数量极少的精品,他们以假乱真,使顾客难辨真假。
当时,同泰祥卖给帝都古董商的精品中,有一对仿乾隆官窑海水红月双耳背壶,绘画精致艳丽,胎质白腻莹润。
这东西后由“鉴古斋”卖给了日本山中商会经理高田,高田如获至宝,视为真品,将它运往日本东京展出。
此外,还有仿乾隆官窑珐琅彩瓶三对,是最精美的,连收藏三十年的大收藏家沈吉甫都打了眼,以为是真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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