经济上的延安与重庆向比还有太多的不同,但如果这些可以说是因为红党的主义与制度更加适合战争的话,那么他们两地的政治生态就让我们更加感觉到吃惊。
重庆政府是包括延安在内所有中国实力派唯一认可的中央政府,但是很有趣的是,重庆政府的权威并配不上他中央政府的名号,到现在为止,除去日军、红党武装占领的地区外,依旧有新疆盛世才、滇军龙云、西北马家军等大量军阀势力对于重庆的军政令阳奉阴违,即使在重庆国民军中,也是派系林立,他们在对日作战上经常会因为不是自己体系的部队而互相不救援,在民政治理上也会对不是自己体系的人进行刁难。
当然,重庆政府已经在对这些问题进行整改,但我看到的整改是非常不可复制的,他们是在利用此时特殊的抗战时期,对各地非中央政府势力安插人员,我不知道到了和平时期,重庆中央政府是否还可以做到这样,另外值得一提的是,有很多军队在得不到附近的援助后便投降倒戈到了日军那方,据说现在中国帮助日军作战的中国人已经超过了一百万,而且还在不断上涨,我说的人数并不包括在东北的满洲军。
我个人认为蒋中介虽然对其他势力有办法侵蚀,但对红党力量用这种办法恐怕不会有太多的效果,蒋中介的方法是用钱和权去做交易,这在这个东方国度是认为最有效的办法,但对于红党来说,我很难相信钱或权力对他们有效果,至少现在恐怕不会有多少效果,就在几年前,他们的主干力量还抛弃了在南方的一切,进行了一场战略转移——他们称之为长征,而当时他们任何一个人投靠白党,都会得到巨额的金钱和极大的权力。
因此,我认为要解决中国的未来问题,只有合作建设政府这一条路,但从新四军事件来看,二党之间隔阂依旧很深,只是因为日军的存在才联合对外,只要这个外力消失,那么中国内战很可能就会爆发,我国必须针对中国这个特殊局势提前布局才能得到最大的利益。
而谈到政治合作,红党做的要比白党聪明的多,他们正在学习如何最大程度的和其他可以合作的人一起强大自己,我见过了他们的主席,他们的主席最喜欢用《三国演义》这本书来打比方,他说世界上任何人都可以分成三种人,敌、我、友,而一个势力要强大起来就必须联合最多的朋友,然后坚决的打击敌人,所以红党最先提出要联合白党对付日军,在国内事务中,又提出联合民主人士对付白党,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是,在中国,红党的潜在朋友很多,这又是一个值得我们探讨的论题。
我在前文说过的阎锡山,他原来是一个反红的白党党员,也是山西的实际统治者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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