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的政治环境允许时,他才会大举进攻,在此之前对赵祯的培养和潜移默化的改变也是其中重要的一环。
无论是什么样的计划都需要进行大量的准备工作,这其中就包括了物质准备和思想准备,叶安是人,虽然有超越前人的远见,但他毕竟毕竟不是神。
即便是他能避免范仲淹或是王安石犯下的错误,但他却不能保证自己不会犯错,他走的路也不过是第三条路而已,至于能不能走的通,还需要时间的论证,但最少他相信自己比范仲淹和王安石要准备的充足。
对于王钦若的建议,叶安还是非常认真的采纳的,这毕竟是前辈的劝告,当然叶安自己也明白,有刘娥在,变法根本就不用想。
只不过王钦若什么都猜对了,唯有一点他猜错了,叶安根本不是从刘娥那里知道他重病的消息,而是本来就知道他的死期…………
这个世界对于叶安来说是神秘的,但又有一些东西对于他来说是不设防的。
而秋季收获的时光最是容易让人淡忘一切,所有人都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秋收之中,这甚至影响到了整个东京城。
东京城中的人们仿佛约好了一般,纷纷向东京城外而去,在东京城外有田产的人家自然是拖家带口的出城,这一点是无论贫富都一样的。
这个时代的人对土地的看重就像是对后世人对房产的看重一般,土地对与他们来说是一切,即便是家中富贵,根本不需要土地的产出,但秋收一到,人们还是会不顾城中的买卖如何,也一定要前往城外的土地里参加这场收获,否则便会被人骂做是数典忘祖。
一时间牛车,马车,驴车遍布东京城开始了一场令人惊异的小迁徙,连帝王天家也不能例外,因为冬日里帝王不光要参加藉田的秋收,还需要秋狝。
自太祖建隆二年,始校猎于近郊后,大宋的历代帝王都要进行秋狝,只不过秋狝的次数越来越少罢了。
太祖的秋狝并不是单纯的打猎,相反其中有着更为深远的意义,其中符合礼制规范,树立帝国统治的正当合法权威、促进君臣关系、体恤爱民等政治意义要远大于狩猎。
而到了太宗时期,国家逐渐稳定,内部不会出现大的变动,从太宗开始逐渐的把目光放到了内治上,于是秋狝的次数越来越少。
但虽然减少,却并没与废止,真宗时“禁围草地,许民耕牧”,田猎的礼制象征意义和军事威慑作用更加凸显。
只不过赵祯继位后,年幼体弱,这项制度便暂时的被搁置,而这一次刘娥打着“谓田猎以训武事”“昭孝德”的名义,才有了赵祯秋狝的可能。
可即便如此,群臣之中依旧有人极力反对,并且提出了三点“一者在外言兵不利天子之安危;二者兴师动众出门行猎既荒废政事,不务正业又破坏农耕生产,扰乱百姓生活;三者有悖于“上天有好生之德“的儒学教义,也不容于佛教、道教信仰中的“戒杀“。”
这三点理由皆被赵祯亲自下诏驳斥,并且还是引用叶安说过的话:“秋狝乃祖宗之制也!强身健体,方能勤政天下;百姓近郊耕种,远郊则狝于山林又有何妨碍?上天有好生之德,亦有雷霆之怒,不以兵事为重,何以震慑宵小?!”
这三点算是逐一批驳,一时间让朝臣哑口无言,只有叶安在朝会上微笑,什么不利天子,不务正业,上天有好生之德,全是狗屁,达尔文进化论已经说明一切“物竞天择,适者生存!”
汉家的君王永远不能是一只绵羊,而必须是一头“大虫”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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