进入一九八三年,八月,酷热异常,真是农历的七月流火季候,母亲的身体渐显衰退,我们送她到三军总医院看心脏科做些检查。
她出院第三天早上六点多钟,内湖家中来电话,说老太太过去了。这样突然,真是令我惊骇莫名,与妹妹宁媛奔回家,看到八十四岁的妈妈安详地躺在床上。她早上起来自己梳洗,去阳台浇了花,回房坐在床沿吩咐女佣给老先生做午餐,然后清晰地说:“主啊!你叫我去,我就去了。”坐着就逝世了。——那时父亲坐在门边的椅子上,听得清清楚楚。她离世时有如此确切的依感,是我们最大的安慰。
母亲阪依基督教是一九五0年初,刚由我那甘蔗板隔间的陋室搬到建国北路,那时南京东路的国语礼拜堂,也刚在一间旧木屋开始聚会。主持的吴勇长老用很强烈的语言讲道,用天堂、地狱等鲜明的善恶对比,解释世间喜乐与悲苦。我的母亲,半世忧苦,十年苦候之后,到了南京,随着我父亲,奔波漂流二十年,从来没有自己的家。如今渡海来到全然陌生的台湾,与儿媳一家挤在三十个榻榻米大的日式房子里,切断了昨日,不知会有怎样的明日,苦苦想不出苦难的意义。虽然她不相信天堂和地狱那么强烈的赏与罚,但开始认真地读《圣经》。她把我结婚的礼物,一本大字《圣经》(父执董其政伯伯赠,房页写“己所欲施于人”)三十五年间捧读万遍,红笔勾划背诵经文。这里面一定有一些解答她困惑的篇章。也许这是她真正崇拜的方式,是她为丈夫子女活了一辈子之外,唯一属于自己的心灵天地。
我应该是她最持久坚定的知音吧……我亦步亦趋地跟着她,走过一切寂寞的日子。虽然我们的时代和受教育的机会那样不同,六十年间存在着各种不同的“沟”,但是我们都轻易地以爱跨过。她在我最需帮助的时候,总适时地伸出双手,助我脱困,得路前行。我在台中十七年,每次到火车站接她和送她都是生命的转折;我的三个儿子,在我出去求学的几年,因为有她,从未缺少母爱。她在台中得与聚居五廊巷的,当年逃难路上的老友重聚叙旧,每年有一段假期心情。父亲给我理想深度,而我的文学情怀和待人态度却是得自母亲。在我成长的岁月里。颠沛流离的道上,躲避轰炸的树下,母亲讲着家乡原野的故事,家族的历史。我儿孙都知道她勉励读书向上的故事:“不可成为打狼的人!”不能因怠惰而落后,为狼所噬。百年之前,她幼时的东北家乡。犹是狼群出没的草原。她故事中的朔风寒夜,虎狼出没的威胁,春夏牧草重生的欢乐,激发了我一生的想象。
母亲猝逝之前,我们虽知双亲日渐老迈,却似从未想到他们会死亡,更未谈过后事。仓卒之间,我妹宁媛随着立法院的一位先生去淡水三芝乡找到了一块山坡地。地势开阔,面对太平洋,坡地依靠着巨大的面天山。如此,我齐家在台湾似乎有了一个立足点,母亲火化后埋骨于此,父亲在世时也常来墓前坐着,可以清晰地看到远洋的船驶过。他说往前看就是东北方,海水流向渤海湾就是大连,是回家的路,“我们是回不去了,埋在这里很好。”四年后父亲亦葬于此。裕昌与我也买下了他们脚下一块紧连的墓地,日后将永久栖息父母膝下,生死都能团聚,不再漂流了。如今已四代在台,这该是我落叶可归之处了吧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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