由上海我立即飞往北平(如今称为北京),由外甥甘达维买到火车票,到辽宁铁岭去看我生身之地。白天班的快车,早上八点钟开,晚上十点到。我可以和六十多年前一样,看到每一寸土地。可以真真确确地看到那些听了一辈子的地方,车过兴城、葫芦岛市、锦州、沟邦子、新民……,我几乎一直在兴奋的心情中,身体疲劳,却半刻不愿闭上眼睛。一九二五年冬天,我的父亲曾随着郭松龄将军率领千军万马攻占了这片江山。车过巨流河铁桥的时候,天已经黑了,铁桥很长,什么也看不到。我买来回票,希望回程时可以在早上过桥时清楚看看,谁知回程换了飞机,未能在那长长的铁桥上,看到巨流河东岸,怀想我那年轻的父亲,在雄心壮志的郭将军身旁,策马布阵,一心相信明天会进沈阳城,想不到一夜之后逃亡终身,脱身之时,曾一寸一寸地爬过这座铁桥。
这一趟还乡之旅,原已令我激动得目不交睫,竟还有惊异的奇遇。我用台胞证买到的是一张软卧头等票,一间车厢四个人,同车厢内是两个俄国人和一位通译。他们是从俄国海参岁到中国安徽省包工程的工程师,我是从台湾来的英国文学女教授。他们看我好似火星人,我看着他们,想着三十多年来反共抗俄的大口号,如今竟然和敌人十四个小时关在一间疾行快车的车厢里……四个人局促对坐,好似不同星球的人精遇于太空。他们对台湾好奇的范围超过了那位通译的字汇范围,所以有时用几个英文字,摊开他们随身带的世界地图,他们不停地问我问题,台湾的地理、历史、教育、家庭、女子地位、衣、食、住、行……我也问他们俄国的问题,从托尔斯泰到史达林……,那真是一场丰富的交流。
车过沈阳大站,上上下下,大大热闹一场,再过一小时,已夜晚十点半,车进铁岭站,但是除了站牌以外,一片漆黑,伸手不见五指。车上播音说正在更换电力设备,车外是月台吧,只见一个站员提着一盏风灯走过来,好似从黑暗的深渊中冒出来,看不见旁边还有没有人,我提着小箱子下车,那两位外层空间的俄国人说,“太暗了,别去!”,我说有人接我,他们说“但是看不到人啊!”随后竟然跳下车,用手比划,叫我跟着他们到哈尔滨,明早让他们的通译带我回铁岭,他们脸上充满不放心的关切和诚恳,就像托尔斯泰书中的俄国农民那般朴实。在犹豫中,我对着黑暗的站台喊我堂弟的名字,“振烈!振烈!”这时听到远远有人喊,“三姐,三姐!”(我在老家大排行)然后就是一阵脚步声,振烈带着他一家人跑过来。虽然都已老了,还是认得出来的。俄国人回到车上。车开了,他们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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